了起來，吹得窗框子咣當響了一聲。
“你說什么？”我聽見自己說。
“我男人老劉，出事之前在那個工地干了好幾年。工地上有個包工頭，姓陳，大名叫陳德勝，大伙都叫他陳老板。陳老板手底下有幾十號人，不光干工地，還干別的。我男人有回喝多了跟我說過一件事，說陳老板以前年輕時候不干工地，跟著一幫人替人辦事。怎么個辦事法呢，就是誰出錢，他們就……”
周琴頓了頓，把紙杯捏得變了形。
“就干什么？”我問，聲音已經不像自己的了。
“就收拾人。把人打殘，或者……撞死。都是騎摩托車。那時候摩托車方便，往胡同里一鉆，換個牌照，誰也找不著。”周琴說著說著就哭了，但不是為我哭，而是為自己。“我男人說，陳老板親口跟他吹過，說自己九幾年干過一票大的，拿了五萬塊錢，在林城東邊那個岔路口，騎車撞死了一個騎自行車的。那個騎自行車的是個什么廠里的干部，人家老婆出的錢。干完之后陳老板就金盆洗手了，用那筆錢當了啟動資金，干起了工地。”
“我男人后來摔了，癱了，陳老板不給錢，我跟他鬧過幾次。有一回他喝多了，又說起這樁事，我就記住了。后來我在家閑得沒事，翻了翻舊報紙，真找到了那篇報道。我看見死者叫林建國，跟我男人說的那個岔路口、那一年都對得上。我男人已經不省事了，說不了話了，我要不是實在撐不下去了，也不會來找你說這個。林律師，我是想，你既然是干律師的，是不是能……幫**討個公道？”
我說了什么，怎么送走周琴的，后頭的事情我都不太記得了。好像我跟她要了陳德勝的住址和電話，又好像我坐在辦公桌前盯著那張舊報紙看了很久。照片上的父親穿著工作服，戴著安全帽，笑得很憨厚。那年他四十二歲，笑起來的時候眼角有很深的皺紋，嘴唇有點干裂，下巴上有一顆小痣——這些細節我以前從來沒注意過，現在卻像刻在眼睛里頭一樣，怎么也抹不掉。
我父親是個特別老實的人，在鋼鐵廠干了大半輩子，從普通工人干到財務科長，完全是靠一點一點熬出來的。他不抽煙不喝酒，唯一的愛好是下象棋，周末的時候會去人民公園跟老頭們殺幾盤。我媽老嫌他掙得少，他也不吭聲，就是嘿嘿地笑。這樣一個人，會有人花錢雇摩托車撞死他？
我媽出的錢？
這個念頭像一根**進我的腦子，來回地攪。不可能。周琴肯定搞錯了。她記混了。她男人是聽陳老板吹牛吹暈了。這種事情怎么可能發生在我家？
可我當天晚上還是買了回林城的火車票。
林城在省城東邊，**四十分鐘。我上一次回來是清明節，陪我媽去給我爸掃墓，待了一天就走了。這次回來我沒提前告訴她，下了火車直接打車去了城南的老小區。我們家住在一棟九十年代的六層樓里，三樓的二室一廳，我媽退休以后一個人住在那里。
我用鑰匙開了門，屋里靜悄悄的。客廳的茶幾上放著一本翻到一半的《知音》，電視機開著，聲音調得很小，是一個賣保健品的長篇廣告。我媽在廚房里，圍著煤氣灶不知道在燉什么，濃郁的排骨湯味道彌漫在整個屋子里。
她聽見動靜，從廚房探出頭來，看見是我，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：“你這孩子，回來也不打個電話。”
“想給你個驚喜。”我說。
她笑得更開了，眼角露出深深的皺紋。我媽今年五十九，但看著比實際年齡要老。頭發白了大半，腰也彎了，手上全是老年斑和干活留下的繭子。這些年她一個人扛著這個家，送完我上學又去超市打工，后來又去飯店洗碗，什么都干過。我參加工作以后第一件事就是給她辦了一張***，每個月往里打三千塊錢，讓她別再去打工了。她把錢都攢著，說是給我娶媳婦用。
我跟她在廚房里說了一會兒家常，什么七大姑八大姨的事，什么菜價又漲了，鄰居張阿姨的兒子考上研究生了。我陪她吃了飯，洗了碗，然后坐在沙發上，裝作不經意地問了一句：“媽，我爸當年出事的那個案子，后來還有沒有什么說法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