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坐在客廳的沙發上，戴著一頂毛線帽，是粉色的，帽檐下露出光溜溜的頭皮。她的眉毛也沒有了，睫毛也沒有了，整個人像一個被剝了殼的雞蛋。她看到我進來，笑了一下：“哥哥，你怎么來了？”
那一瞬間，我比知道自己有心臟病還難受。
我的病是天生的，我從出生起就知道自己活不長。但她不一樣。她應該上好大學，談甜甜的戀愛，穿漂亮的裙子，結婚，生孩子，慢慢變老。她應該活到八十歲，頭發白了還要去跳廣場舞，還要和我一起在公園里曬太陽。
她不應該和我一樣，被困在白色的病房里，聞著消毒水的味道，數著天花板的裂縫。
我走到她面前，蹲下來，握住她的手。她的手很小，和六歲時一樣小，但涼了很多，指尖冰涼冰涼的，手背上扎著留置針，貼著膠布。留置針的地方已經青了，針眼旁邊還有一圈紅。
“疼嗎？”我問。
“不疼。”她說。
她在撒謊。我后來才知道，化療的疼，比我的心絞痛**一百倍。那種疼不是一陣一陣的，是持續的，像有人拿一把鈍刀在你的骨頭縫里來回鋸。她吐了不知道多少次，吐到胃里沒東西了，吐黃水，吐膽汁。她發燒燒到四十度，說胡話，說的都是小時候的事。她的頭發一把一把地掉，枕頭上一片一片黑色的碎發，像秋天的落葉。
她說“不疼”。
她沒有哭過一次。至少在我面前，從來沒有。
· 十七歲 · 互相救贖
十七歲那年，我們都在化療。
我做過一次手術，好了一些，但心臟還是不行。二尖瓣反流，心律不齊，動不動就喘不上氣，走兩步樓梯就得歇一會兒。她做了兩次骨髓移植，第一次失敗了，第二次成功了，但醫生說五年內不復發才算真正好。五年，一千八百多個日夜。
我們住在同一家醫院，不同樓層。我在七樓心內科，她在五樓血液科。每到晚上，護士查完房，我就偷偷溜出病房，走樓梯下到五樓。五樓的走廊很長，燈半關著，只留了幾盞夜燈。我的拖鞋踩在地板上，啪嗒啪嗒的聲音在空蕩蕩的走廊里回蕩，像心跳。
她的病房在走廊盡頭，520號。
我會先敲兩下，再敲一下。這是我們約定的暗號。
門開一條縫，她露出半張臉，眼睛彎彎的：“進來。”
她會在枕頭底下藏零食，等我來了一起吃。辣條、薯片、旺仔小饅頭、**蝦條、**糖——都是醫生不讓吃的東西。我們像做賊一樣，縮在被窩里，咔嚓咔嚓地嚼，嚼完一起喝白開水漱口，消除味道。有時候護士突然敲門查房，我們手忙腳亂地把零食塞進枕頭底下，她假裝睡覺，我鉆進床底下。護士走了，我們又笑成一團，笑得眼淚都出來了。
有一天晚上，她突然很認真地看著我，說：“哥哥，如果我們都好了，我們結婚好不好？”
我看著她被化療折磨得蠟黃的臉，看著她光禿禿的頭頂，看著她手臂上密密麻麻的針眼和淤青。她的眼睛還是那么亮，像六歲時一樣，像兩顆星星。
“好。”我說。
她笑了。那個笑容和六歲時一樣——眼睛彎成月牙，但這次沒有鼻涕泡，只有兩行眼淚從眼角滑下來，滑過她凹陷的臉頰，滴在枕頭上，濕了一小片。
“不許騙人。”她說。
“不騙人。”
我們拉鉤。小拇指勾在一起，像鎖一樣，鎖住了。她的小拇指很細，骨節突出，像一根干枯的樹枝。
“拉鉤上吊，一百年不許變。”
那天晚上我回到自己的病房，在床上躺了很久。窗外的月亮很圓，月光照在床單上，白晃晃的。病房里很安靜，只有監護儀在滴滴響。
我想，我一定要活下去。
為了她。
· 二十二歲 · 五年之約
她過了五年生存期。
五年。一千八百多個日夜。她沒有復發。骨髓里的壞細胞被清干凈了，血常規正常了，血小板正常了，醫生說“基本算治愈了”。那天她從診室出來的時候，腿都軟了，扶著墻站了一會兒，然后蹲下來哭了。她哭著哭著又笑了，笑得像個傻子。
那天我買了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