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4，冬夜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，先聞到的是煤煙味。、帶著硫磺氣息的煤煙，從鐵皮爐子的縫隙里鉆出來，混著屋子里經年不散的潮氣。他躺在硬板床上，身上壓著兩床厚重的棉被，被面是紅綠牡丹的圖案，邊緣已經磨得發白。。，像是被人捂著嘴，卻又從指縫里漏出來，一聲聲砸在寂靜的冬夜里。是母親的聲音。。，電線纏著舊報紙。墻壁是斑駁的，下半截刷了綠漆，上半截的石灰已經泛黃，貼著幾張年畫——鯉魚跳龍門，娃娃抱鯉魚，都是喜慶的紅色，在昏黃的光線下像凝固的血。。、卻空曠得只有心電圖機嘀嗒聲的VIP病房。……：靠墻擺著的那口樟木箱，箱蓋上放著搪瓷臉盆，盆里搭著一條發硬的毛巾。窗玻璃上結著厚厚的冰花，透過冰花模糊的縫隙，能看見外面沉沉的夜色。“建國，你醒了？”，探進來一張臉。，齊耳短發，眼睛紅腫著，臉上帶著疲憊的皺紋，嘴角卻努力向上扯了扯。是母親，是年輕了三十歲的母親。“媽……”林建國聽見自己的聲音，干澀得像砂紙在木頭上磨。“再睡會兒吧，天還沒亮。”王秀蓮走進來，把搪瓷缸子放在床頭柜上，“熱水給你打好了，渴了就喝。我……我去給**守靈。”
說完這句，她的眼圈又紅了，慌忙別過臉去，匆匆掀簾出去了。
林建國坐在床上，一動不動。
記憶像潮水般涌來，帶著冰碴子，扎得他太陽穴突突地疼。
2026年春天，他的房地產集團資金鏈斷裂，三十年的心血在兩個月內崩塌。最后那個下午，他站在還沒封頂的“建國中心”樓頂，看著這座他一手參與建設的城市，心臟像被一只無形的手攥緊。
再醒來，就是這里了。
1984年。甲子鼠年。臘月。
父親林老實，紅星木材廠二十八年工齡的老木工，**工，上個月在抬原木時被砸傷了腰。廠里的衛生所說是挫傷，讓回家躺著養。躺了二十天，昨天夜里突然說胸口悶，等送到區醫院時，人已經沒了。
醫生說，是內臟破裂，內出血。
廠里的說法是，林老實同志是下班后在家發病，算病故，不是工傷。
葬禮的撫恤金，按病故標準，三百塊。再加三個月工資，一百八十塊。一共四百八十塊錢，和一口薄皮棺材，就是一條命的價格。
林建國掀開被子下床。
腳踩在冰冷的水泥地上，寒氣順著腳心往上竄。他走到墻邊那面裂了縫的鏡子前，鏡子里映出一張年輕的臉——二十三歲，臉頰還有些瘦削，眼睛里有血絲，但眼神是年輕的，還沒有后來那種經年累月的疲憊和審視。
他伸出雙手。
手掌寬厚，指節粗大，虎口和指腹有一層厚厚的繭子。這是木匠的手。紅星木材廠**木工林建國的手。
前世，這雙手畫過數億的合同，握過無數人的手，最后在病床上插滿了管子。
現在，它們還年輕，還能握緊刨子、斧子、鋸。
屋外的哭聲又傳來了，這次還夾雜著說話聲。是廠里工會的人來了，帶著兩個花圈，一匹黑布，還有一張“光榮之家”的獎狀。
林建國穿上那件藏藍色的棉襖，扣子是用同樣的布包的，已經磨得發亮。他推開門，冬夜凜冽的空氣撲面而來。
堂屋已經布置成了靈堂。
父親的遺像掛在正中央，是去年在工農兵照相館拍的，穿著中山裝，頭發梳得整齊，嘴角微微抿著，是那個年代標準的嚴肅表情。像框上纏著黑紗。
棺材停在兩條長凳上，還沒上蓋。父親躺在里面，臉上蓋著黃紙，身上穿著他那套最好的、只有過年才舍得穿的卡其布中山裝。
母親跪在棺材邊的草墊上，往火盆里添紙錢。紙灰飛舞起來，落在她花白的頭發上。
妹妹曉雅也跪在旁邊，十七歲的姑娘，穿著臃腫的棉褲棉襖，扎著兩個麻花辮，眼睛哭得像核桃。她看見林建國出來，啞著嗓子叫了一聲“哥”，眼淚又掉下來了。
屋里還有幾個人。
廠工會的李主任，五十來歲，穿著藍色的確良中山裝，胸口別著兩支鋼筆。他正對母親說著什么，語氣是官方的、帶著距離感的同情。
“……王秀蓮同志，你要節哀。林老實同志雖然走了，但廠里不會忘記他為社會**建設做出的貢獻。這三百塊錢撫恤金，還有三個月的工資，你先收好。廠領導說了，年后如果街道服裝廠有招工名額，會優先考慮你的……”
王秀蓮低著頭，只是機械地往火盆里添紙，一張，又一張。
林建國走過去，在李主任面前站定。
“李主任，”他聽見自己的聲音平靜得有些陌生，“我爸是在廠里抬原木受的傷，回家躺著也是因為工傷。廠衛生所沒查出來內臟出血，是衛生所的責任。為什么最后算病故？”
李主任愣了一下，推了推眼鏡。
這個小林，平時在廠里悶不吭聲的，干活實在，但不太會說話。今天怎么……
“建國啊，這個事，廠里是有規定的。”李主任的語氣緩和了些，帶著長輩對晚輩的說教意味，“工傷認定，要有醫院的診斷證明，要有事故報告。**當時在衛生所檢查，就是腰部挫傷，沒有其他問題。后來在家發病，送到醫院時人已經……這確實不符合工傷認定的條件嘛。”
“可如果不是抬原木砸傷，我爸身體一向很好，怎么會突然內臟出血？”
“這個……醫生說，也可能有其他原因。”李主任擺擺手，“年輕人，我知道你心里難受。但規定就是規定，廠里幾百號人，都得按規定來。這四百八十塊錢，不少了，夠你們家撐一陣子。**要是能進街道廠，一個月也有二十多塊，日子總能過下去。”
林建國看著李主任。
那張臉上有真誠的同情，也有體制內人員特有的、對“規定”不容置疑的維護。他知道，再說下去也沒有意義。1984年，國營工廠就是一個小社會，廠領導的話就是最終裁決。沒有勞動仲裁，沒有法律援助，一個普通工人家庭的質疑，改變不了任何決定。
“我明白了。”林建國點點頭，沒再多說。
他走到母親身邊，也跪了下來，從她手里接過那疊黃紙，一張張撕開，投入火盆。
火焰跳動，映著他年輕的臉。
前世，父親的死是他心里一道永遠的疤。不是因為錢，是因為那種無力感——明明是人禍，卻只能認命。后來他拼命賺錢，以為錢能買來尊嚴和安全，可最后才發現，有些東西，失去就是失去了，再也回不來。
但現在，他回來了。
回到1984年冬天，父親剛走，母親四十九歲，妹妹十七歲，家徒四壁，存折上只有二十三塊八毛錢，糧本上這個月的定量已經見底。
而他，二十三歲，紅星木材廠**木工，月工資六十塊。
前世的商業經驗還在，對未來的大勢有模糊的記憶。最重要的是，他知道哪些彎路不必走，哪些機會不能錯過。
火盆里的紙燒完了，只剩下一堆灰燼，還冒著絲絲縷縷的青煙。
李主任又說了幾句安慰的話，留下花圈和黑布，帶著人走了。鄰居王大媽端來一碗白菜燉豆腐，里面漂著兩片肥肉。
“秀蓮啊，吃點東西吧，身子要緊。”
王秀蓮搖搖頭，還是不說話。
林建國站起來，接過那碗菜：“謝謝王大媽。”
他把碗放在桌上，走到門口。天快亮了，東邊泛起魚肚白。胡同里傳來掃街的聲音，唰——唰——，有節奏地響著。
遠處傳來廣播聲，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《新聞和報紙摘要》節目。播音員字正腔圓的聲音在清晨的空氣里回蕩：
“……今年是我國實行**開放的第六年，國民經濟繼續保持良好發展勢頭……十二屆****通過的《關于經濟體制**的決定》，為我國經濟體制**指明了方向……”
林建國靜靜地聽著。
1984年。這***經濟的分水嶺。農村**已經見效，城市**剛剛拉開序幕。國營企業擴大自**，鄉鎮企業開始萌芽，個體經濟在夾縫中生長。
而他，一個剛剛失去頂梁柱的家庭的長子，一個國營廠的普通木工，要在這個冬天，扛起這個家。
他轉身回到屋里，走到父親棺材前，掀開了蓋在父親臉上的黃紙。
父親的臉是平靜的，甚至有些安詳。這個老實巴交了一輩子的木匠，到死都沒跟人紅過臉，在廠里干了二十八年，最后值四百八十塊錢。
“爸，”林建國低聲說，聲音只有自己能聽見，“你放心。”
“這個家，以后有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