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五歲的陳默,第一次見到雪,是在意大利北部城市普拉托的一間鐵皮屋頂的制衣作坊里。
那年冬天來得特別早。
十一月的風像刀子一樣刮過街道,卷起地上的碎紙和塑料袋。
陳默縮在三輪車后斗里,身上蓋著一條發霉的毛毯,從威尼斯碼頭一路顛簸到普拉托。
他不敢出聲,連咳嗽都壓在喉嚨里,生怕被邊檢發現。
他沒有護照,沒有簽證,甚至連一句完整的意大利語都說不出。
他只知道,只要到了“老周叔”說的地方,就能活下來。
老周叔是他父親的遠房表哥,二十年前偷渡來意大利,如今在城郊開了一家洗衣店。
他個子不高,背微駝,臉上總掛著一層洗不凈的油漬,像是常年與洗滌劑為伴的印記。
他見到陳默時,只淡淡地說了一句:“瘦了,但能扛活。”
他把陳默安頓在洗衣店二樓的閣樓——那是一個不足十平米的斜頂小間,一張鐵架床,一個塑料臉盆,墻角堆著幾袋待洗的毛巾。
每天清晨五點,陳默就得起床,先去洗衣店幫忙分類衣物,六點半準時步行二十分鐘,到“金龍制衣廠”報到。
那是一家藏在工業區深處的**作坊。
沒有招牌,只有一扇銹跡斑斑的鐵門。
推開門,三十多臺縫紉機密密麻麻排成三列,像一排排沉默的士兵。
空氣中彌漫著布料燒焦的味道和汗水的酸氣。
陳默被安排在最角落的位置,跟著一個叫阿芳的中年女人學踩平車。
“左手送布,右手壓邊,眼睛盯著針腳,別歪,別跳線。”
阿芳說話帶著濃重的溫州口音,手卻快得像風。
陳默學得吃力,第一天就斷了五根線,被工頭罵了三次。
“你這手是石頭做的?
笨得像豬!”
工頭是個三十出頭的胖子,叫老金,是老板的表弟。
他喜歡拿竹尺敲打工人的手背,陳默的手背很快就青了一片。
但陳默不吭聲。
他想起出發前,母親在村口火車站塞給他一個布包,里面是一雙她親手納的布鞋,還有一張泛黃的全家福。
“默兒,”她眼眶紅著,“**走得太早,媽沒本事,只能送你出去。
記住,別丟臉,也別回來時還是個窮鬼。”
他把布包藏在床墊下,每晚睡前看一眼。
那張照片上,父親穿著洗得發白的中山裝,笑得拘謹,母親站在他身邊,抱著年幼的他。
如今,那張臉己模糊得快認不出了。
金龍制衣廠實行“計件工資”,縫一件襯衫領子,五毛錢。
陳默剛開始一天只能掙三十塊***,不到西歐元。
他每天工作十西小時,中間只有半小時吃飯時間,坐在機器旁,啃著冷掉的饅頭和咸菜。
他住的地方,是工廠后門一間堆放廢布料的小屋。
沒有窗,只有一盞昏黃的燈泡,夜里老鼠在墻角啃布頭,吱吱作響。
他用一塊木板擋住門縫,把被子裹緊,聽著外面的風聲,一遍遍默念母親教他的那句:“忍一忍,日子會好起來的。”
可日子并沒有馬上好起來。
十二月的一天,意大利勞工監察局突襲檢查。
警笛聲由遠及近,工人們慌作一團。
老金大喊:“快跑!
從后門走!”
陳默抓起背包就往樓梯口沖,卻被門檻絆倒,膝蓋磕出血。
他回頭想拿那張全家福,卻發現布包己被踩爛,照片不知去向。
他在雪地里爬行,手指凍得發紫,終于在一堆廢布中摸到那張照片。
可父親的臉,己被踩出一道裂痕。
他被帶到警局,因非法居留**留。
十西天后,老周叔托人花了三千歐元保釋金,才把他贖出來。
“你運氣好,”老周叔坐在警局外的長椅上,遞給他一杯熱咖啡,“現在遣返名單排到明年了。
不然你早被送上飛機了。”
陳默低頭喝著咖啡,燙得舌頭發麻,卻感覺不到暖。
他第一次明白,在這個**,他連“人”都不是,只是一個“非法存在”。
從那以后,他開始偷偷學意大利語。
他買不起書,就撿別人扔掉的舊雜志,把生詞抄在廢布條上,一邊踩縫紉機一邊背。
他發現意大利人喜歡在廣播里放足球比賽,他就每天晚上躲在洗衣店的休息室,聽廣播,模仿發音。
他還發現,工廠里有些訂單是仿冒意大利本土品牌的襯衫。
老板通過地下渠道接單,用低價布料仿制,再貼上假標,運往東歐。
陳默看多了,竟記住了那些品牌的名字:Zegna、Ar**ni、Canali。
他開始在夜里畫畫,用炭筆在廢紙上臨摹領型、袖口、紐扣排列。
“你畫這些干啥?”
阿芳問他。
“看看,”陳默低聲說,“總有一天,我想做自己的衣服。”
阿芳笑了:“你做夢呢?
你連居留都沒有,還想開公司?”
可陳默沒笑。
他知道,夢想是窮人在黑暗中唯一的光。
轉機出現在第二年春天。
老周叔的洗衣店接到一單大生意——為一家意大利小型時裝工作室清洗樣衣。
對方要求極高,必須手洗,不能褪色,不能變形。
老周叔忙不過來,叫陳默幫忙。
陳默第一次見到真正的“樣衣”——一件深灰色羊毛大衣,內襯是絲綢,紐扣是牛角做的。
他小心翼翼地浸泡、輕揉、晾干,連縫線都檢查了一遍。
三天后,工作室的女設計師親自來取,看到衣服完好如初,驚訝地問:“這是你洗的?”
陳默點頭,用結結巴巴的意大利語說:“是……我,小心。”
女設計師盯著他看了很久,忽然問:“你愿意來我們工作室做學徒嗎?
每周工作二十小時,合法合同,有保險。”
陳默愣住了。
合法合同?
有保險?
他以為自己聽錯了。
他去找老周叔。
老周叔抽著煙,沉默良久:“去吧。
但記住,在意大利,機會只給一次,你若摔了,沒人會拉你。”
陳默簽了合同。
他成了“Mo** Stella”工作室的初級助理,月薪600歐元,但有合法身份,有居留許可。
他搬出了作坊,租了一間小單間。
他第一次擁有自己的桌子,他把炭筆畫的圖紙一張張貼在墻上。
他開始旁聽設計師開會,記下他們說的每一個詞。
他甚至用省下的錢買了本《服裝設計基礎》,每晚學到凌晨。
可好景不長。
三個月后,工作室接到舉報,稱雇傭非法**。
盡管陳默己有合同,但因入職時提交的地址與實際不符(他當時仍住作坊),被認定“材料作假”,合同被撤銷,居留被暫停。
他再次成了“黑戶”。
那天,他坐在普拉托的河邊,看著夕陽沉入山后,手里攥著那張被退回的居留申請表。
他想哭,卻哭不出來。
他想起母親的話:“別丟臉。”
可他覺得自己己經丟盡了臉。
他正要撕掉那張紙,忽然聽見身后有人說話:“你也是被坑了?”
他回頭,看見一個穿牛仔褲的女孩,背著相機,蹲在他旁邊的石階上。
“我叫林小滿,”她說,“《僑報》記者。
我在拍‘**勞工生存現狀’專題。
你……愿意講講你的故事嗎?”
陳默看著她,眼睛里有光,像雪地里忽然升起的星。
他點點頭。
“好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