年。我給你梳了二十年頭，燉了二十年湯，生了兩個孩子。你說過要帶我去看草原。你欠我的，你得還。”
父親的眼眶紅了。他低下頭，把額頭抵在母親的額頭上。他們就這么抵著額頭站了很久，久到院子里的桂花落了一地，久到秋風把黃葉從屋檐上刮下來卷到他們腳邊，久到我站在廊柱后面不敢呼吸，因為我知道我看到的不是一對夫妻在告別——我看到的是一個人在用額頭貼著另一個人的靈魂，試圖把彼此的印記烙進對方的骨頭里去。
那年冬天，我們一家四口跟隨使團踏上了北歸的路。路上的艱辛不必贅述——從長安到漠北，三千八百里路，我們在馬上走了整整三個月。母親的臉上被朔風割出了好幾道口子，嘴唇干裂到滲血。弟弟才四歲，被裹在羊皮襖里掛在馬背上，每天哭累了睡睡醒了哭。父親好幾次說要停下來找個地方讓母親歇一歇，母親每次都搖頭。她說，“走。走快一點。”她沒有說為什么。但我知道——她想在父親屬于別人的那一天到來之前，擁有他盡可能多一點的時間。
汗國來接應的人是在距離牙帳約二百里的地方迎到我們的。領頭的是父親的弟弟，阿史那俟斤。他的漢話很流利，看見我們之后下馬行禮，對父親一口一個“阿哈”，對母親也很客氣。但他看到我和弟弟的時候，眼中浮起了一層極其隱秘的笑意，像是一個獵人看到了兩頭沒人看管的獵物。母親比我先捕捉到了那個眼神。當天夜里在帳篷里，她壓低聲音對父親說，到了牙帳之后，不管發生什么，兩個孩子要睡在她的帳篷里，一步都不能離開。父親說好。
牙帳在一處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