樓下傳來翻箱倒柜的聲音，大概是顧清明在找醒酒藥。

我忽然想起了七年前我們的初見。

那時候我大三，在電視臺實習，扛著攝像機滿城跑新聞。

其中有個采訪對象是農民工。

從腳手架上摔下來，癱瘓了，包工頭跑路，開發商不認賬，一家人連醫藥費都湊不齊。

我想要幫他，半個月內跑了七個部門，卻處處碰壁。

直到在**門口撞見顧清明。

他是第一個愿意接手這件工傷賠償**案子的公職人員，雖然他當時只是法官助理。

在他的推進下，包工頭被抓回，農民工拿到了賠償款，手術很成功，拯救了他們一家。

我對顧清明說：“謝謝你。”

他惜字如金：“嗯。”

就一個字。

但我卻笑了很久。

那時候的顧清明，還不是現在這個坐在審判席上、面無表情宣判“證據不足，無罪釋放”的**官。

那年他剛滿二十四，談起法律時眼里有光。

顧清明不會說好聽的話，但會在下雨天把傘讓給我，自己淋著跑回家。

他不會記得**節，但會在我趕新聞稿忘記吃飯的時候，默默點好外賣送到臺里。

他不會在朋友圈秀恩愛，但會把我隨口說的一句“想去看海”記在備忘錄里，在我生日那天請了假，開車帶我去了三百公里外的海邊。

結婚的第二年，他當上了法官。

第一次穿上法袍的那天，他有些局促地問我：“像不像樣？”

我靠在他肩上，說：“像，像全世界最帥的法官。”

他笑了。

我也笑了。

后來他回家的時間越來越晚，但我從來不抱怨。

因為他每次回來，都會先去臥室看看我有沒有睡著。

如果我沒睡，他會坐在床邊，跟我說今天庭審遇到的事。

我生下兒子時，他二十四小時守在病房里，喂奶換尿布都是他來。

我躺在病床上，看著他抱著兒子，小心翼翼地，像捧著一件易碎的珍寶。

那時候我以為，我們會一直這樣下去。

一家三口，平平淡淡，白頭偕老。

后來我才知道，人這一輩子，最不能信的就是“以為”。

兒子三歲這年，肖雪的案子來了。

殺夫。

顧清明接手這個案子的時候，跟我說：“這個案子**壓力很大，怎么判都要被罵。”

我說：“你不是只認法律嗎？”

他看了我一眼，笑了一下：“你還記得。”

我當然記得。他說的每一句話，我都記得。

起初一切正常。

**，舉證，質證，辯論。

檢方證據鏈完整，肖雪當庭哭訴被冤枉，雙方撕破了臉，有種不死不休的決絕。

之后顧清明就開始頻繁地加班。

以前他也加班，但會提前告訴我。我問他案子是不是很難，他說還好。

我問他肖雪這個人怎么樣，他說“被告而已，沒什么好說的”。

但他說這話的時候，眼神沒看我。

后來兒子在托兒所不慎從高處跌落，性命垂危。

我給顧清明打了三個電話。

第一次沒接，第二次掛了，第三次直接關機。

我一個人守在急救室外，哭到差點兒昏厥。

兒子最后還是沒搶救回來。

凌晨四點，他回了一條消息：“案子到了關鍵階段，走不開。”

我沒回。

兒子下葬那天，我讓律師擬定了離婚協議。

然后我開始申請德國柏林大學的新聞研究生。

我要離開這座城市，離開這個家，離開那個讓我用了七年才看清的人。

這些事，以后有人替他做了。

那個叫肖雪的女人，應該很樂意。

柏林大學通過的很快，我成功拿到了錄取通知書。

德國的簽證審批需要七個工作日天。

我等得起。

七天以后，飛機從浦東起飛，經法蘭克福轉機，目的地柏林。

一萬兩千公里。

足夠遠。

足夠我與顧清明相隔半球的兩端，再回不到原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