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叫沈鹿溪，今年二十七歲，在城南一家不大不小的廣告公司做文案策劃。
說是文案策劃，其實就是每天被甲方當牲口使喚，改稿改到凌晨三點是家常便飯。我的工位上永遠擺著三樣東西：一杯冷掉的速溶咖啡、一瓶眼藥水、還有一張從雜志上撕下來的照片——那是我夢想中的家。
照片上是一套北歐風格的 loft，落地窗，白墻，木地板，陽光從窗戶傾瀉進來，像碎金子一樣鋪滿整個客廳。每次被甲方罵完、被領導訓完、被同事甩鍋完，我就看一眼這張照片，告訴自己：沈鹿溪，你再忍忍，你馬上就能擁有自己的家了。
這個“馬上”，我等了五年。
五年里，我搬過七次家。從最開始月租三百的地下室，到后來跟人合租的隔斷間，再到現在這套月租兩千的老破小。每一任房東都像是從同一個模子里刻出來的——收房租的時候笑臉相迎，房子出了任何問題都裝聾作啞。
去年冬天那場寒潮，我租的那套老房子的暖氣管道爆了。水從天花板往下淌，把我辛辛苦苦攢錢買的筆記本電腦泡了個透心涼。我裹著棉被坐在漏水的工作室改方案，手指凍得發紫，鼻涕流下來都來不及擦。
房東在電話里說：“你自己找人修唄，修好了找我報銷。”
然后就沒有然后了。
那個晚上，我蹲在漏水的天花板下面，一邊改甲方第十八版修改意見，一邊在心里發誓：沈鹿溪，明年，就明年，你一定要買一套自己的房子。哪怕只有三十平，哪怕是老破小，哪怕在郊區——只要是自己的，就不用再看任何人的臉色。
從那天起，我開始了近乎自虐式的存錢。
早餐從五塊錢的煎餅果子降到了兩塊錢的包子豆漿，午飯從二十塊的外賣變成了自己帶的隔夜飯，晚飯——很多時候沒有晚飯。我把所有的加班費、項目獎金、甚至年底公司發的五百塊購物卡都折現存了起來。我不買衣服，不聚餐，不談戀愛，活得像一臺只會工作存錢的機器。
同事們都說我摳門。坐在我對面的文案組長趙明遠經常開玩笑說：“鹿溪，你是不是準備攢錢買海島？你要是再這么省下去，都快趕上我們公司那臺用了十年的打印機了—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