嫁給傅司年的第五年，我被診斷出胰腺癌晚期。
醫生說我最多還有三個月。
我誰也沒告訴，包括我那日理萬機、心里只裝著白月光的丈夫。
我開始整理遺物，清點我在這段婚姻里，為數不多的存在證明。
我賣掉婚戒，捐了所有衣物，注銷了社交賬號，只留下一本帶鎖的日記。
死在一個他陪蘇晚去巴黎看秀的凌晨，很安靜。
三個月后，他瘋了一樣找我，終于撬開了那本日記的鎖。
第一頁，是我得知懷孕那天的欣喜：“司年，我們要有寶寶了！”
最后一頁，是流產手術同意書的復印件，和一行小字：
“寶寶，對不起，媽媽陪不了你了。爸爸他…好像永遠在忙。”
而夾在中間，泛黃的一頁，記錄著五年前——
“今天捐了肝，醫生說恢復期不能激動。可司年為了蘇晚車禍，急得砸了病房的門。我得快點好起來，他需要人照顧。”
傅司年癱坐在一地狼藉中，抱著日記，終于發出困獸般的哀嚎。

拿到診斷書的那天，江城的天空是一種沉悶的鉛灰色，像一塊濕透的抹布，沉甸甸地壓在頭頂，讓人喘不過氣。
胰腺癌。晚期。已多發轉移。預計生存期，三到六個月。
醫生后面還說了什么，化療方案、靶向藥、姑息治療……那些音節飄進耳朵，又模糊地散開，只剩下冰冷的、機械的余音。我坐在診室冰涼的椅子上，手里薄薄幾張紙，重逾千斤。腹部那持續了數月、被我歸結為“老胃病”的隱痛，此刻終于露出了它猙獰的、確鑿的爪牙。
三個月。最多六個月。
窗外的梧桐葉子開始泛黃，秋天要來了。可我大概，是看不見明年春天的梧桐新綠了。
我沒有哭，甚至異常平靜。只是仔細地將診斷書折好，放進隨身背包最內側的夾層，拉上拉鏈。動作慢條斯理，仿佛在收拾一份無關緊要的文件。
走出醫院大樓，深秋的風帶著凜冽的寒意撲面而來，我裹緊了大衣，還是忍不住打了個寒顫。身體似乎從內部開始潰散，一點點抽走溫度和力氣。
手機在口袋里震動起來。拿出來看，是傅司年。
我的丈夫。
心尖像是被細針輕輕扎了一下，細微的疼，迅速蔓延開一片麻木的涼。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