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這碗粥，我們一人一半。”
十八歲那個雨夜，他脫下校服裹住我凍僵的腳。
三十歲慶功宴上，他當眾拂開我夾菜的手：“別給我丟人。”
朋友勸他：“好歹是陪你吃過苦的。”
他晃著紅酒輕笑：“所以她永遠一副窮酸樣。”
后來我確診癌癥，安靜地搬去小縣城。
他瘋了般找來時，鄰居老**遞過我的日記本：
“姑娘臨走前說，如果有人問起……”
“就說那碗粥，她從來不愛喝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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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碗粥，我們一人一半。
這句話是陳最說的，在我們十八歲，高三最后一個冬天。放學路上突然下起冷雨，我沒帶傘，校服瞬間濕透，鞋子灌滿水，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冰窟里。
他從后面追上來，什么也沒說，先把那件洗得發白的藍色校服外套脫下來，不由分說裹住我濕漉漉的頭發和肩膀，然后蹲下身，抓住我的腳踝。
“你干嘛？”我嚇了一跳。
“別動。”他聲音很低，帶著變聲期過后微微的沙啞，手下動作卻利落，把我那雙已經濕透、邊緣開膠的帆布鞋脫下來，又把自己腳上那雙半舊的球鞋脫下一只。“穿上。”
“那你呢？”
“我穿一只，你穿一只，總比兩只腳都泡在冰水里強。”
他說得理所當然，自己真的就只穿著一只鞋，另一只腳光著踩在濕漉漉、臟兮兮的水泥路上。
他把我的腳塞進他那只還帶著些許體溫的鞋里，鞋很大，空蕩蕩的，但干燥的、棉質襪子的觸感瞬間從腳底傳來，那點稀薄的暖意，卻燙得我心口發酸。
然后他站起身，把傘大半傾向我這邊，自己大半個肩膀露在外面。
我們倆就那樣，深一腳淺一腳，穿著一對不成對的鞋，在越來越密的冬雨里，走完了那條從學校到我家出租屋，長長窄窄的巷子。
到家時，我們都成了落湯雞。
那間租來的小平房又冷又潮，呵氣成霜。
他熟門熟路地去屋外屋檐下拿了我們藏在那里的、用幾塊磚頭搭的小灶和那個鋁制小鍋，又從米袋里小心地舀出小半碗米。
那是我們接下來幾天的口糧。
煤球有點受潮，火生得很艱難，濃煙嗆得我們直咳嗽，臉上黑一道白一道，像兩只花貓。
等那鍋白粥“咕嘟咕嘟”冒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