成都的夏天，濕熱粘稠，像一塊捂餿了的舊毛巾，糊在人的口鼻上。

我蹲在荷花池**市場我那間不大的檔口里，正和幾個從郊縣來的老主顧結賬。

計算器敲的噼啪響，空氣里混雜著化纖布料的味道、隔壁檔口正在吃飯，飯菜的油膩氣，還有一股……一股若有似無的、干燥的玉米須味兒。

就是這味兒。

像根細小的針，冷不丁扎了我一下。

心口猛地一縮，計算機按錯了數。

“周老板，數不對吧？”

一個老主顧探過頭來問。

我回過神，手指有點僵。

“哦，對不住，熱迷糊了。”

趕緊重新算。

臉上堆著笑，嘴里說著“下次多送您兩條圍巾”的場面話，心里頭那片沉甸甸的玉米地，卻又被這股風掀開了蓋子，濕冷的土腥氣撲面而來。

那片玉米地，不在西川，在**。

很遠，很平。

平得一眼望不到邊，只有望不到頭的玉米稈子，綠得發黑，密得透不過風。

它們在我夢里長了根，三十多年了，拔不掉。

我叫周曉梅。

這是我后改的名字，我原來叫周小妹，這名字，是我爸媽取的。

1970年冬天，生在我們川北那個山坳坳里的周家*，打從我落地的第一聲哭嚎起，到后來跌跌撞撞跑出山溝溝，人人只叫我——小妹。

“小妹，回來吃飯嘍！”

“小妹，把豬草背簍遞過來！”

“小妹，莫跑遠嘍，小心溝！”

這名字像粘在我身上的胎記，甩不脫。

爸媽取的，圖的就是個賤名好養活。

我是家里老幺，排在最末。

上頭有個大哥，叫建國；兩個姐姐，大的叫曉芳，二的……唉，二姐叫曉麗。

曉麗這名字，在家里提得少，像灶膛里沒燒透的炭，悶著，一碰就有灰簌簌往下掉。

她沒活下來，在我出生前兩年，一場急病，人就沒了。

那年頭人命賤，不值錢，能活下來的都是能耐。

這事，我是后來從鄰家嬸子閑話里，從媽媽偶爾發愣的眼神里，一點點拼湊出來的。

家里原本該有三朵花，曉麗那朵，早早被風吹散了，連個根兒都沒留下。

我是1970年冬天來的。

聽媽媽說，那年冬天冷得很，風刮得邪乎，刀子似的往骨頭縫里鉆。

臘月里的一天，天陰沉得像鍋底灰，我就急吼吼地要出來看這世界。

爸爸蹲在堂屋門檻上，吧嗒吧嗒抽著旱煙，煙鍋子里的火明明滅滅，映著他愁苦又帶著點期盼的臉。

接生婆是鄰村的張婆婆，忙活了半宿，最后把我裹在一條洗得發白、打著補丁的舊棉布里，抱出來給爸爸看。

“是個女娃！

周**，你家又添了件‘小棉襖’！”

張婆婆嗓門洪亮，帶著山里人特有的那種熱乎勁兒，好像能驅散屋外的寒氣。

爸爸湊近了看，黑紅的臉上擠出一點笑，伸出粗糙得像老樹皮的手指，小心翼翼地碰了碰我的臉，又趕緊縮回去，怕硌著我似的。

“女娃也好，女娃也好……”他喃喃著，聲音有點啞，“就叫‘小妹兒’吧。

賤名兒，壓得住。”

我就這樣成了周家的“小妹”。

家里窮，是那種石頭縫里摳食吃的窮。

幾間竹籬笆和黃泥夯的土坯房，頂上蓋著茅草，年深日久，黑黢黢的。

屋前一小塊巴掌大的院壩，屋后是陡峭的山坡。

幾塊薄田掛在半山腰，春種秋收，汗水摔八瓣兒，也未必能填飽一家人的肚子。

灶屋里，常年飄著紅薯和玉米糊糊的味道，稀得能照見人影。

肉那是年節里才敢想一想的稀罕物。

可窮歸窮，家里的那份暖和氣兒，卻像灶膛里捂著的火種，始終沒滅過。

爸爸叫周福根，是個悶葫蘆，話少得可憐，力氣卻大得像頭牛。

天不亮就扛著鋤頭出門，天擦黑才拖著疲憊的身子回來。

他很少抱我，但每次從集上回來，哪怕只換回一小塊麥芽糖，也必定掰下指甲蓋大的一點點，偷偷塞進我手心。

那一點點甜，能在嘴里化開好久好久，是童年最金貴的滋味。

媽媽叫王秀英，性子比爸爸活泛些，手腳也麻利。

一大家子的吃穿縫補，屋里屋外，都靠她那雙停不下來的手操持。

她總把我帶在身邊，下地時用背簍背著我，我在她背后晃蕩，看天看云，看媽媽汗濕的后頸；做飯時，我就坐在灶膛前的小板凳上，幫她遞個柴火，火光把我的小臉映得通紅，也把媽媽忙碌的身影拉得好長。

媽媽看我的眼神，總是軟軟的，帶著憐惜。

后來我才琢磨出那憐惜的滋味，里面大概摻著對早夭的二姐的想念，也摻著對我這“小妹”能否平安長大的憂慮。

大哥周建國那時己經是個半大小子了，在村里念小學。

他性子像爸爸，有點木訥，但對我這個幺妹，卻有著笨拙的疼愛。

放學路上，他會鉆進林子，給我掏鳥蛋，摘野果子。

有一次，他不知從哪兒弄來一小把爆得噴香的玉米花，自己一顆沒舍得吃，全揣在兜里帶回來給我。

那玉米粒又香又甜，是我吃過最好的零嘴。

他看著我像小松鼠一樣咯嘣咯嘣地吃，咧著嘴笑，露出兩顆有點豁的門牙。

不過長大以后我再也沒吃過玉米了。

大姐周曉芳，比我大好幾歲，己經能幫媽媽干不少活了。

她性子潑辣，手腳也快，有點小管家婆的架勢。

她總嫌我礙手礙腳，卻也總在媽媽忙不過來的時候，把我拎過去幫她擇菜，或者塞給我一個烤得焦香的紅薯，嘴里還嘟囔著：“小妹，就在這兒坐著吃，別亂跑，掉溝里我可不管你！”

可當我真被門檻絆倒，摔個嘴啃泥哇哇大哭時，第一個沖過來把我拎起來，拍打著我身上灰土，又氣又心疼罵我“笨死算了”的，也總是她。

日子就像門前那條繞山的小溪，清貧，卻也按著它的節奏，不緊不慢地流著。

春天，山坡上開滿不知名的野花，紫的、黃的、白的，我和鄰家的娃兒們在花叢里瘋跑，追蝴蝶，逮螞蚱。

夏天，知了在樹上沒命地叫，溪水變得清涼，我們光著腳丫子在淺水里撲騰，摸石頭底下的小螃蟹。

秋天，山上的野果子熟了，毛栗子、八月瓜，成了我們解饞的寶貝。

冬天最難熬，寒風呼呼地往屋里灌，我們一家子就圍在燒得旺旺的火塘邊，媽媽納著永遠納不完的鞋底，爸爸悶頭編著竹筐籮篼，大哥寫作業，大姐幫著媽媽搓麻線。

火光跳躍著，映著一張張被生活磨礪卻依然溫情的臉。

我最小，常常倚在媽媽身邊，聽著柴火噼啪的輕響，眼皮打架，昏昏欲睡。

媽媽身上有股好聞的、混合著柴火和皂角的氣息，那是安全感的味道。

關于二姐曉麗，家里幾乎不提。

她的存在，像一個被刻意藏起來的舊疤。

只有一次，我翻箱倒柜找東西玩，在一個破舊木箱的最底層，摸到一個硬硬的小布包。

好奇地打開，里面是一件疊得整整齊齊、但明顯小得不能再小的紅布褂子，顏色褪得厲害，還有一雙小小的、沒納完底的虎頭鞋，針腳細密。

我舉著跑出去問媽媽：“媽媽，這是誰的？

好小！”

媽媽正在灶臺邊攪著一鍋糊糊，看見我手里的東西，臉色一下子變了。

她放下勺子，幾步走過來，一把從我手里奪過去，動作快得有些慌亂。

她把那布包緊緊攥在手里，指節都泛了白，眼神首首地盯著灶膛里跳動的火苗，嘴唇抿得緊緊的，好半天沒說話。

屋里一下子安靜下來，只有鍋里的糊糊咕嘟咕嘟冒著泡。

“媽媽？”

我怯生生地又叫了一聲。

媽媽這才像驚醒過來，深深吸了口氣，把那個布包飛快地塞回箱底，用力合上箱蓋，發出“哐”一聲悶響。

她轉過身，眼圈有點紅，卻對我擠出一個很難看的笑，聲音啞啞的：“小妹乖，莫亂翻東西……那是……那是你二姐的。”

“二姐？”

我那時還太小，對“二姐”的概念模糊得很。

“嗯。”

媽媽蹲下來，粗糙的手掌胡亂抹了把我的臉，那力道有點重，蹭得我臉皮生疼。

“她……她去了很遠很遠的地方，不回來了。”

媽**聲音很低，像是怕驚擾了什么，“這衣服太小了，你穿不上。

以后……莫去翻那個箱子了。”

我似懂非懂地點點頭，只覺得媽**手在抖，眼神里有一種我從未見過的、沉甸甸的東西，比冬天的山還要沉重。

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，“曉麗”這個名字背后，藏著巨大的、無聲的悲傷。

自那以后，我再也沒去翻過那個箱子，也再沒問起過二姐。

那個褪色的紅布褂子和未完成的虎頭鞋，連同媽媽那一刻的眼神，像一枚冰冷的釘子，悄悄楔進了我混沌的童年記憶里。

家里人都疼我，尤其是爸媽。

也許是因為前面夭折了一個女兒，也許是因為我最小，那份疼愛里總帶著點小心翼翼的補償和擔憂。

家里難得煮個雞蛋，媽媽總是偷偷塞給我，看著我小口小口吃完，她自己就著咸菜喝稀粥。

爸爸去趕集，哪怕只賣了幾把山貨，換回幾尺粗布，也必定要給我扯上二尺**繩。

哥哥姐姐們也習慣了把最好的那份留給我。

在周家*這片貧瘠的土地上，我像一株被全家小心翼翼護著的幼苗，雖然土地貧瘠，但遮風擋雨的力氣，他們一分也沒吝嗇過。

所以哪怕在這樣清貧的家里長大，也壓不住我驕傲的性子。

我就在這厚實的愛里，磕磕絆絆地長著。

我以為日子就會這樣，像爸媽一樣，在這山坳坳里生根、發芽、結果，再老去。

我那時還太年幼，不知道命運的風早己在看不見的地方打著旋兒，更不知道“小妹”這個寄托了爸媽卑微祈愿的賤名，并沒有真正壓住什么。

命運這盤磨，才剛剛開始轉動它的第一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