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人給我的學校寫信，要求撤銷我所有的獎學金和榮譽。

有人在網上發起**，要求“徹查沈驚鴻利用家庭**謀私的行為”。

我走在街上，會被人認出來，然后被吐口水。

我去超市買東西，收銀員拒絕為我結賬：“我們不服務你這種人。”

我去醫院看病，護士當著我的面把病歷摔在地上：“裝什么病？

你這種人應該去坐牢。”

我媽媽生前最好的朋友周叔，打電話給我，聲音哽咽：“驚鴻，你先離開一段時間吧。

去T國，我有個朋友在那里，你先避一避。”

我問：“周叔，你信我嗎？”

他沉默了很久：“我信你。

但信你沒有用，得證據說了算。”

那天晚上，我收拾了一個行李箱，去了機場。

機票是陸時寒讓人送來的。

我打開信封，里面除了機票，還有一張紙條，上面只有一行字：“離開這里，永遠別再回來。

這是你欠我的。”

我拿著那張紙條，在機場大廳站了很久。

欠他的？

到底是誰欠誰？

他十二歲被人綁架，是我冒著生命危險把他從后備箱里救出來的。

**公司資金鏈斷裂，是我媽動用了所有關系幫他渡過難關的。

他第一次創業失敗，是我把爸媽留下的撫恤金拿出來給他填窟窿的。

我欠他的？

但我沒有爭辯。

因為我知道，爭辯沒有用。

在這個故事里，他們早就寫好了劇本。

我只是那個必須被犧牲的反派。

飛機起飛的那一刻，我看著窗外的城市燈火，一滴眼淚都沒掉。

我對自己說：沈驚鴻，你會回來的。

等你回來的時候，不會再是那個任人宰割的沈驚鴻。

T國的日子很苦。

我在唐人街的一家餐館洗盤子，從早上八點洗到凌晨兩點。

手泡在洗潔精水里，裂開一道道口子，冬天的時候疼得握不住筷子。

我住在餐廳后面的儲物間里，一張行軍床，一盞臺燈，一摞從舊書攤上淘來的專業書。

白天洗盤子，晚上自學。

我考了國際犯罪心理學的認證，拿了T國最頂尖大學的獎學金，用三年時間讀完了碩士和博士。

導師是國際**組織的顧問，他發現了我在犯罪心理側寫方面的天賦，把我推薦給了***禁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。

我開始參與國際案件的調查。

我從最基礎的資料整理做起，到獨立完成犯罪心理分析報告，再到被派往各國協助破案。

五年時間，我參與偵破了十七起跨國重案，其中三起是國際**組織的年度典型案例。

我的名字開始出現在專業期刊上。

“ShenJinghong”這個拼音，在國際犯罪心理學界，慢慢有了分量。

這次回國，是上級部門直接發函邀請的。

A市發生了一起連環失蹤案，三名年輕女性在下班途中失聯，警方苦無線索。

案子拖了兩個月，**壓力越來越大，上級決定請外援。

他們請了我。

不是因為可憐我，不是因為我爸我媽是誰。

是因為我真的有這個本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