醫生在電話里的嗓音很冷："病人拖延治療這么久，目前已經是尿毒癥末期。"

我坐在廣州的辦公室里，手指在辦公桌上敲出了一個節奏。

電話那端繼續說："需要盡快做血液透析，同時登記****名單。"

我掛了電話，看著窗外珠江的景色，腦子卻是一片空白。

護士在后續電話里提了一句不該提的話："你父親這個身體狀況，其實早兩年體檢就該發現問題。"

我這才意識到一件事——這些年母親的所有體檢都是何雨欣幫忙安排的。

何雨欣是我前妻，在中醫院做血液透析科的主任。

我們因為一場家宴徹底鬧翻，那是八年前父親的六十歲生日宴。

在天河區那家豪華酒樓的包間里，我在大概五十多個親戚面前，扇了她兩個耳光。

原因是她拒絕給我弟弟敬酒。

我叫楊琛，在增城開了個房地產銷售公司。

何雨欣是醫生，我們結婚十一年，卻分開了八年。

分開從那個生日宴開始。

我父親那天很興奮，因為我弟弟楊琛浩被提拔為某局的處長。

父親舉起酒杯，用那種父權十足的嗓音說："雨欣啊，琛浩以后在政界能幫你哥不少忙，你敬個酒吧。"

何雨欣坐著沒動，平靜地說："我不喝酒，還有我在醫院做的是醫學工作，**人脈對我沒用。"

父親的臉瞬間變紅了。

我當時被羞恥感淹沒，站起來就拽她的手臂，她掙脫的時候打翻了一盤魚翅。

在眾目睽睽之下，我的手掌按照本能的節奏，在她臉上落下了兩道清晰的聲音。

包間里的談笑聲戛然而止。

何雨欣摸了摸臉，沒有哭也沒有尖叫，只是拿起包走了出去。

她在門口停留了三秒，用一種陌生的眼神看著我，那眼神像在看一個完全陌生的人。

之后的八年，她再也沒有進過我父母的家。

我們保持著詭異的婚姻狀態：住在不同的房子里，每個月見兩次面，一次是交孩子的撫養費，一次是商量兒子楊晨的教育問題。

她從不提那兩個耳光，好像那件事從未發生過。

我以為她的沉默就是最大的懲罰，用八年的冷漠來提醒我那個包間里有多荒唐。

直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