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認識沈硯七年，他是個連吃飯都講究效率的法學學者，曾皺著眉對我說“挑魚刺的時間成本太高，不如不吃”。
可現在，他把挑得干干凈凈的魚肉給了另一個女孩。
導播室里的暖氣很足，我卻只覺得冰冷。
包里的孕檢單被我攥得發皺，邊緣幾乎要刺破掌心。
我沒有回撥電話，也沒有歇斯底里地質問。
我推開大樓的玻璃門，走進了北京漫天的初雪里。
冰冷的雪花落在臉上，讓我的思緒不受控制地飄回了七年前。
七年前的初雪，我們相識相愛。
那一年，我還是個剛入行的新人主持，而沈硯已經是政法大學最年輕的副教授，是被請來電臺做普法特邀嘉賓的。
那天也下了很大的雪，我因為念錯了一份重要稿件被領導痛罵，一個人躲在演播室外的樓梯間里偷偷抹眼淚。
是沈硯遞給了我一張紙巾。
后來，他開始頻繁地出現在我的生活里。
我發高燒，他在我的出租屋里守了一整夜，手里還拿著一本厚厚的《民法典》；
我被人惡評網暴，他動用自己的專業知識，有理有據地幫我發律師函。
求婚那天，沒有玫瑰和燭光，他只是拿出了一份自己擬定的婚前協議，以及他名下所有的財產證明。
他看著我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說：“林林，法律是道德的最低標準，但我對你的忠誠和愛，會是我人生的最高準則。你愿意讓我對你履行一生的扶養義務嗎？”
我信了。
我以為這個把規則和克制刻在骨子里的男人，給了我世間最堅不可摧的偏愛。
可原來，他所謂的最高準則，也不過是隨時可以撕毀的廢紙。
晚上十一點半，門鎖發出一聲輕響。
沈硯回來了。
他脫下大衣掛在玄關，我敏銳地捕捉到，那件衣服上除了冷杉的氣息，還多了一絲屬于年輕女孩的果香香水味。
他以為我已經睡了，沒有開客廳的燈，而是走進了書房，甚至連門都沒關嚴。
很快，書房里傳來了他壓低的聲音。
似乎是他在和他的發小顧飛通電話。
“你瘋了吧沈硯？你今天帶那小丫頭去私廚，就不怕遇到熟人傳到林林耳朵里？”
顧飛的聲音從聽筒里漏出來，“你平時那么潔身自好的一個人，怎么突然對一個***這么上心？逢場作戲也該有個限度！”
我渾身一僵，死死咬住手背，在黑暗中屏住了呼吸。"