確實沒跟我大吵大鬧過，村里人都說我命好，雖然沒爹沒媽沒孩子，但有個有出息又疼老公的好女人。
五年前，她接到了去西北的調令，說是封閉式研究，條件艱苦。
我留在了老家，替她盡孝，替她守著那個家。
這五年，支撐我的只有逢年過節寄來的幾封薄薄的書信和匯款單。
她在信里總是說：“秋明，苦了你了，等項目結束，我就接你來享福。”
可是，等我處理完老頭子的后事，帶著骨灰輾轉三天三夜來到西北的研究所舊址時，迎面而來的卻是一座長滿荒草的廢棄院落。
我去附近的鎮上打聽了好久，才從一個看門大爺嘴里得知真相。
“啥研究所啊，早搬走啦！四年前就搬到京市去了。他們研究做得快，一年大部隊就撤了。你找誰啊？”
“搬去京市了？四年前？”
我只覺得腦子里嗡的一聲，仿佛被人當頭敲了一棒。
寒風卷起地上的黃沙打在我的臉上，生疼。
四年前就去了京市？
茫茫然，我的大腦一片空白。
那這四年里，她寄給我的那些蓋著西北郵戳的信是怎么回事？
她為什么騙我？她在京市到底在干什么，連親爸死了都不回來看一眼？
太多的疑問縈繞在我腦袋。
我最終還是決定去京市，我現在得要她給我個交代。
京市很大，大得讓人迷茫。高樓林立，車水馬龍。
我穿著洗得發白的外套，抱著一個黑布包，走在繁華的街道上，顯得格格不入。
我拿著陳昕的照片，去京市大大小小的研究所附近打聽，像無頭**一樣撞了幾天，毫無頭緒。
直到那天下午，我在一個老舊小區的街心公園長椅上啃饅頭，突然聽到一陣撕心裂肺的嬰兒啼哭聲。
“寶寶乖，不哭不哭，爸爸這就給你沖奶粉……”
一個男人手忙腳亂地推著嬰兒車，懷里還抱著一個大約一兩歲的小女孩，手里提著幾個沉甸甸的塑料袋，袋子里的土豆滾落了一地。
我本能地走過去，幫他把土豆撿起來，遞給他：“兄弟，給。”
男人抬起頭，凌亂的頭發貼在滿是汗水的額頭上，臉色蠟黃，眼角有了細細的細紋，眼神里透著深深的疲憊。
在看清他臉的那一刻，我們倆都愣住了。
“許耀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