寫字樓的央空調總點準出故障，熱風裹著打印機的墨粉味灌進格子間，我盯著腦屏幕7版修改方案，指尖的汗把鼠標墊洇出個深的圈。

“林墨，這份報表怎么還沒給我？”

張姐的聲音像生銹的鐵片刮過玻璃，她踩著跟鞋站我桌前，涂著酒紅指甲油的指點著桌面，“王總都催遍了，你是是故意的？”

我趕緊點文件夾，屏幕右角彈出間：5:07。

離截止間還有二鐘。

“張姐，正核對數據。”

“核對核對，就你細，”她了個眼，轉身故意撞了我的椅子，“整個部門就你工資低，事兒倒多。”

辦公椅地板劃出刺耳的聲響，鄰座的李抬頭了眼，又迅速低頭去，鍵盤敲擊聲卻明顯慢了半拍。

我知道他聽見了，整個格子間的都聽見了，但沒說話。

這是我們部門的規矩：事關己，閉嘴。

我捏著鼠標的緊了緊，指甲嵌進掌。

個月的工資條還抽屜——扣除社保后七二八塊，剛夠付房租和水費，剩的得算計著花，連樓便店的明治都要等臨期打折才敢。

張姐說得對，我是部門沒存感的那個。

普二本畢業，專業對，靠著“能苦”的評語才擠進這家的科技公司行政，每的工作就是復印文件、整理報表、給領導端茶倒水。

王總說過：“林啊，你這條件，能城市立足就錯了，要懂得感恩。”

那我還傻乎乎地點頭，覺得他說得有道理。

直到有次加班到凌晨，撞見他把我的方案改了個名字，當己的匯報給板，才明“感恩”兩個字，過是壓榨的遮羞布。

晚七點半，格子間終于空了半。

我把報表發給張姐，癱椅子揉著發酸的脖子，機袋震動，是合租室友李萌發來的：“墨墨，我今晚加班，你飯的候多煮點唄，我帶點菜回去～帶點菜”個字后面跟著個賣萌的表。

我著屏幕嘆了氣，點賣軟件，把已經選的茄雞蛋面刪掉。

李萌所謂的“帶點菜”，常是指她空回來，然后掉我的半份菜